推动新时代戏剧振兴，是具有重大文化战略意义和充满现实挑战的系统工程。以易俗社为代表的传统戏曲剧社，其历史积淀与新时代探索，既彰显了传统戏曲蓬勃的生命力，也反映出戏曲艺术和戏曲院团面临的共性挑战。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25年9月5日，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本届戏剧节既有京剧、昆剧等受众广泛的大剧种，也包含山东柳子戏、湖南祁剧等承载地方文化基因的稀有剧种，不仅让观众领略到戏剧艺术的丰富性，更为濒危剧种提供了展示与传承的平台，为戏剧生态的多样性注入活力。图为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部分参演作品剧照：左上图为昆剧《世说新语》，右上图为婺剧《三打白骨精》，左下图为秦腔《再续红梅缘》，右下图为话剧《哈达铺的灯光》。 中国戏剧家协会供图
“场”的失落。戏曲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形式，其生命力不仅体现于“角儿”的精湛技艺，更依赖于社会与观众共同构建的文化“场域”。该“场域”既是演员与观众气息相通、情感共鸣的物理表演空间，更是一种由共同的历史记忆、审美趣味和情感共鸣所凝聚形成的文化氛围和集体心理空间，是戏曲美学价值与社会功能得以达成的根基。当前，传统“场域”正经历深刻结构性变革，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多变、多层次特征，微短剧、短视频等新兴文化形式凭即时性、互动性和沉浸感日渐成为文化消费主流。相比之下，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达、写意美学和舒缓叙事节奏与部分观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接受习惯有代际差异，观众结构“老龄化”，培养年轻受众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近年来，易俗社不断在“场”上寻求突破，但如何通过拓展优化物理表演空间、营造集体心理空间，把品牌知名度和秦腔感染力转化为浓厚艺术氛围和持久观众黏性，仍然任重道远。
“戏”的瓶颈。剧本是一剧之本，经典剧目乃剧院立足之关键。毋庸讳言，当前戏曲创作实践存在两种偏向。一是“保守化”倾向，将传统戏曲的表演范式与叙事规范奉为圭臬，视改编为“离经叛道”，在一定程度上与新生代观众形成了审美隔阂；二是“盲目创新”，过度运用声、光、电等现代舞台技术，甚至以话剧、歌剧、“影视化”等方式对戏曲进行改造，导致创作导向出现偏差。此外，部分院团为追求奖项，投入大量资源排演“评奖剧”，使其面临“精英化”、“圈子化”风险。还有部分新编剧本唱词对革命历史题材进行粗制滥造创作，既破坏艺术审美，又损害革命英雄形象。当下，让易俗社在秦腔舞台上站稳脚跟、广受群众喜爱的依然是《三滴血》等经典剧作，能够长期演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新创剧目相对有限。如何防范以上不良倾向，始终坚持“戏比天大”，精准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同样是易俗社面临的艺术难题。
“制”的束缚。戏曲院团的生存发展，与宏观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紧密相连。新世纪以来，易俗社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方向进行改制，旨在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内生活力，但这一过程充满复杂性。2005年，易俗社与另外3家西安市属秦腔院团合并，组建西安秦腔剧院。2007年，西安秦腔剧院整建制移交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2009年，西安秦腔剧院完成“事转企”改制，成立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易俗社为下属子公司。2019年，易俗社划归西安演艺集团管理。改制转企后，易俗社被直接推向市场，骤然面临“断奶”压力，需依靠演出实现自负盈亏。实际上，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秦腔老字号，易俗社既承担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又履行现代文化企业的经营责任，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在政策、财政、运营等多个维度上难以明确方向，对创作、人才以及资源配置等均造成了影响。易俗社所面临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极具代表性，是传统戏曲院团在市场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典型体现。
“人”的断档。文艺繁荣关键在人。戏曲传承依赖系统、完备且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保障体系，但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市场环境下，构建遵循戏曲规律、契合当代发展要求的人才梯队，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戏曲演员培养周期长，特别是职业艺术院校推行的系统化戏曲教育，与传统戏曲院团口传心授的培养模式，存在衔接不顺的状况；另一方面，在推进戏曲院团文化体制改革时，部分院团转型阶段保障机制不健全、职业发展路径不通畅、薪酬待遇缺乏吸引力，降低了行业吸纳与留存优秀人才的能力。以易俗社为例，2005年与其他院团合并组建西安秦腔剧院后，80名演职人员退休或内退离岗，2009年改制转企后，又有部分演员流失或退休，剧团一时陷入年龄结构失衡、关键行当不全的被动局面。“人”的断档，在于戏曲人才评价与保障体系建设滞后；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既考虑艺术特殊性又遵循市场规律的人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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